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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1章 袁崇焕评传(10)

书名:碧血剑(下卷)(新修版)| 作者:金庸| 本书类别:武侠仙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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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,用什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。袁崇焕道:“我这样说,是想要宽慰皇上。”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,明白皇帝的个性,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。许誉卿于是提醒他:“皇上是英明得很的,岂可随便奏对?到五年期满,那时你还没有平辽,那怎么得了?”袁崇焕一听之下,爽然自失,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。

  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、恢复全辽,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,事实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,就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,就随口安慰。

  过了一会,皇帝又出来。袁崇焕于是又奏道:“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,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。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,日夜忧心,臣又怎敢说难?这五年之中,必须事事应手,首先是钱粮。”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,必须着力措办,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。

  袁崇焕又请器械,说:“建州准备充分,器械犀利,马匹壮健,久经训练。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,也须精利。”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:“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,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,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,就可追究查办。”

  袁崇焕又奏:“五年之中,变化很大。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。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,不应当任用的,不可随便派下来。”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、兵部尚书王在晋,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。

  袁崇焕又奏:“以臣的力量,制全辽是有余的,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,那就不足了。臣一出京城,与皇上就隔得很远,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。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,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,但不免会大发议论,扰乱臣的方略。”崇祯站起身来,倾听他的说话,听了很久,说道:“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,不必谦逊,朕自有主持。”

  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,请给袁崇焕大权,赐给他尚方宝剑,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,以统一事权。崇祯认为对极。应予照办。谈完大事后,赐袁崇焕酒馔。

  袁崇焕辞出之后,上了一道奏章,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:[5]“以辽人守辽土,以辽土养辽人”—明代兵制,一方有事,从各方调兵前往。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,四川、湖广、浙江均有。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,战斗力既不强,又怕冷,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,便遣回家乡,另调新兵前来。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,他们为了保护家乡,抗敌勇敢,又习于寒冷气候。训练一支精兵,必须兵将相习,非长期薰陶不为功,不能今天调来,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。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,逐步扩大防守地域,既省粮饷,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。

  “守为正着,战为奇着,和为旁着”—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,这是先天的限制,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,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。所以要舍己之短,用己所长,守坚城而用大炮,立于不败之地。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、攻敌不意之时,才和清兵打野战。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、加强城防,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,这是辅助性的战略。

  “法在渐不在骤,在实不在虚”—执行上述方策之时,不可求急功近利,必须稳扎稳打,脚踏实地,慢慢的推进。绝对不可冒险轻进,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

  这三个基本战略,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。明军三次大败,都败于野战,以致全军覆没;宁远两次大捷,都在于守坚城、用大炮。

  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,就可逐步扭转形势,转守为攻。但他耽心两件事。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,二是敌人挑拨离间,散布谣言。因此在上任之初,对此特别强调。他声明在先,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,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。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,干事不依常规,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,面面俱圆,那做不到。总而言之:“我不顾自己性命,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,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。”

  崇祯接到这道奏章,再加奖勉,赐他蟒袍、玉带与银币。袁崇焕领了银币,但以未立功勋,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,上疏辞谢了。

  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,对他言听计从,信任之专,恩遇之隆,实是罕见。但不幸得很,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,一句句无不料中,终于被处极刑。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。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,书中言辞亲切无比,有感而作了一首〈满江红〉,其中有一句:“慨当初倚飞何重?后来何酷?”崇祯对待袁崇焕,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,后来何酷。

  其间的分别是,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,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。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,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,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,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,更令后人深深叹息。

  [1]陈子壮:“曾闻缓带高谈日,黄石兵筹在握奇。”梁国栋:“笑倚戎车克壮猷,关前氛祲仗谁收?忻看化日回春日,再上邢州护锦州。”傅于亮:“天山自昔凭三箭,辽左而今仗一夫。秉钺纷纷论制胜,笑谈尊俎似君无?”邓桢:“冠加荐角峨应甚,赐有龙文许自专(指尚方剑)。借箸独当天下计,折冲随运掌中权。”邝瑞露:“行矣莫忘黄石语,麒麟回首即江湖。”“供帐夜悬南海月,谈锋春落大江潮。”“衣布尚怜天下士,高歌谁是眼中人?”邝瑞露即邝湛若,广东名士,南海人,后助守广州,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。

  [2]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:“游仙黄石空余愿”。自注:“袁再起督师,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、赤松为言,疑有所讽,惜袁不悟。”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;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,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“功成”,自然谈不上“身退”。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,即使是功成了,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,势必是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袁崇焕不是明哲保身的“智士”,而是奋不顾身的“烈士”。

  [3]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、思宗、庄烈帝、怀宗、毅宗,或崇祯皇帝。本文以他年号称呼,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,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、清高宗为乾隆。

  [4]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,主要根据李逊之所著《三朝野记》与文秉所著《烈皇小识》两书,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,也根据这两书所载。李逊之的父亲李应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。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,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。文震孟最出名的事,是在天启年间上奏,直指皇帝诸事不理,犹如“傀儡登场”,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。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,到宫中演给熹宗看,熹宗看得大乐。魏忠贤便说:“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,那就是这样子了。”熹宗当然大怒,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。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,重视名声与节操,他们记载朝中大事,应该相当可靠。此外并参考《崇祯实录》及《崇祯长编》之崇祯元年记事。

  [5]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中引述他的奏章:“恢复之计,不外臣昔年‘以辽人守辽土,以辽土养辽人;守为正着,战为奇着,和为旁着’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,在实不在虚。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,与为人用之人,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,信而勿疑?盖驭边臣与廷臣异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,但当论成败之大局,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。事任既重,为怨实多,诸有利于封疆者,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况图敌之急,敌亦从而间之,是以为边臣甚难。陛下爱臣知臣,臣何必过疑惧?但中有所危,不敢不告。”

  十

  袁崇焕还没有到任,宁远已发生了兵变。

  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,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、湖北的湖广兵。兵卒把巡抚毕自肃、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。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,相差还是很多,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,兵士才不吵了。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,上吊自杀。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,拖欠四个月,叫他们如何过日子?这本来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。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,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,可见当时政治与财政的腐败。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,守城有功,因兵变而自杀,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。朱梅是军中勇将,几大战役中血战有名。

  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,惩罚了几名军官,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,当时是都司;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,将兵变平定了。

  但京里的饷银仍然不发来,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。如果这时清军来攻,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?局势实在危险之至。袁崇焕有什么法子?只有不断的上奏章,向北京请饷。

  崇祯的性格之中,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。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,增加赋税,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满。

  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。崇祯对诸臣说:“袁崇焕在朕前,以五年复辽、及清慎为己任,这缺饷事,须讲求长策。”又说:“关兵动辄鼓噪,各边效尤,如何得了?”

  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:“军士要挟,不单单是为了少饷,一定另有隐情。古人虽罗雀掘鼠,而军心不变。现在各处兵卒为什么动辄鼓噪,其中必有原故。”崇祯道:“正如此说。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。今虽缺饷,那里又会到这地步呢?”

  “罗雀掘鼠”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。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,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。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,相貌十分漂亮,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,《明史·周延儒传》:“年甫二十余,美丽自喜。”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,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,可惜人品太差,在《明史》中被列入“奸臣传”。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,他后来做首辅,也做了些好事的,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。周延儒之奸,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。但“逢君之恶”当然也就是奸。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。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落第,到三十五岁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进士,相貌相当不漂亮,[1]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。

  “罗雀掘鼠”是唐张巡的典故。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,苦守日久,军中无食,只得张网捉雀、掘穴捕鼠来充饥,但仍死守不屈。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,受到敌人包围,只得苦挨,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也都有这种精神?周延儒乘机中伤,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。他提到袁崇焕以“清慎为己任”,似乎对他的“清”也有了怀疑。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:“他自称是清官,为什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?”

  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,连疏请饷。十月初二,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,说道:“崇焕先前说道‘安抚锦州,兵变可弥’,现在却说‘军欲鼓噪,求发内帑’,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?卿等奏来。”

  “内帑”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。因为户部答覆袁崇焕说,国库里实在没有钱,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。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,似乎隐含威胁,崇祯自然更加生气。

  那知百官众口一辞,都请皇上发内帑。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,只有陆续筹措发给。崇祯说:“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,兵卒自不敢叛,不忍叛;不敢叛者畏其威,不忍叛者怀其德,如何有鼓噪之事?”

  “罗雀掘鼠”和“家人父子”这两句话,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。兵士连续四个月领不到粮饷,吵了起来。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,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。他似乎认为,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,没有粮饷,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。俗语都说:“皇帝不差饿兵。”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麻雀、捉老鼠吃。

  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,又乘机中伤,说道:“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。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,急则治标,只好发给他。然而决非长策,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。”崇祯大为赞成:“此说良是。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,各处边防军都学样,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?”崇祯越说越怒,又忧形于色,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,谁也不敢说话。[2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