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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6章 袁崇焕评传(15)

书名:碧血剑(下卷)(新修版)| 作者:金庸| 本书类别:武侠仙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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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当清兵围城时,崇祯的张皇失措,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,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。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,下狱。王洽相貌堂堂,魁梧威猛,当时是很出名的。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,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,说他像个“门神”,以为门神负责守门,一定安全。当时北京人私下说,贴在大门上的门神一年一换,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。果然不到过年,门神就除下来了。围城时一切混乱,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,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。崇祯又“发觉”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,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,其实,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,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,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。三个郎中两个年老、一个体弱,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。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,他负责的长城防线为清兵攻破,崇祯将他处死,更不在话下。

  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,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,大可发挥威力。袁崇焕一下狱,各路兵马军心大乱,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,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,成为“流寇”的骨干。“流寇”本来都是饥民,只会抢粮,没受过打仗的训练,这些溃军官兵一加入,有了军事上的领导,情形完全不同了。“流寇”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,就从那时开始。

  [1]《明清史料》甲编,崇祯二年五月,袁崇焕奏:“今各边兵饷,历过未给二百余万。凡请饷之疏,俱未蒙温谕,而索饷兵哗,则重处任事之臣。一番兵哗,一番发给,一番逮治。哗则得饷,不哗则不得饷。去年之宁远,今年之遵化,谓哗不由饷乎?近各镇多以哗矣。哗不胜哗,诛不胜诛,外防虏讧,内防兵溃。如秦之大盗,哗兵为倡,可鉴也。”

  [2]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·建都》:“北都之亡忽焉,其故何也?曰:亡之道不一,而建都失算,所以不可救也……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,而英宗狩于土木,武宗困于阳和,景泰初京城受围,嘉靖二十八年受围,四十三年边人阑入。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,上下精神毙于寇至,日以失天下为事,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?”

  CPFitzgerald: China,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(中国文化简史):“首都的地位,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,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。”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,见pp463-464。

  [3]Arnold Toynbee: A Study of History(历史研究)的引论中说:“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,如果不再推移,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,时间过去,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。”

  [4]Bertrand Russell: The Problem of China(中国问题):“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,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;相反的,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,在大多数时间中,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。”

  [5]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,此行是“渡陈仓、阴平之道,(定)破釜沉舟之计。”

  [6]《崇祯长编》,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:“畿东州县,风鹤相惊,人无固志。自督师提兵入援,分派驻防,遂屹然无恙。”得旨:“谕兵部:袁崇焕入关赴援,驻师丰润,与蓟军东西猗角,朕甚嘉慰。即传谕崇焕,多方筹划,计出万全,速建奇功,以膺懋赏。”又谕:“各路援兵,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。”崇祯这道上谕中,“计出万全”与“速建奇功”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。

  [7]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,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。据朝鲜《仁祖实录》卷廿二:“(袁)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……由间路驰进北京,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。贼直到沙窝门。袁军门、祖总兵等,自午至酉,鏖战十数合,至于中箭,幸而得捷,贼退兵三十里。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,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。”

  [8]《清史稿·阿巴泰传》。

  [9]《孙子》:“故善战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。”“以近待远,以佚待劳。”“故善用兵者,避其锐气,击其惰归。”

  [10]《崇祯长编》二年十一月十七日,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:“昨工部尚书张凤翔亲至城头,与臣同阅火器,见城楼所积者,有其具而不知其名,有其名而不知其用,询之将领,皆各茫然,问之士卒,百无一识。有其器而不能用,与无器同;无其器以乘城,与无城同。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?”明军守城,主要是靠火器,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,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。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,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。

  [11]据王先谦《东华录》天聪三年所载。又据《崇祯长编》二年十二月甲子:“大清兵驻南海子,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、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,口称:‘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。’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。”关于设反间计一事,据《东华录》载,此计出于皇太极,副将高鸿中、参将鲍承先、宁完我承皇太极的密计,与所俘太监假意密语,故意让杨太监听到。但据黄宗羲为钱龙锡所写的墓碑铭〈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〉中,说此反间计是范文程所献策,而为皇太极所采。又,张宸《范文程传》中有一句说:“章京范文程亦进密策,令纵反间去崇焕。”(《东莞县志·袁崇焕传》引用)据杨宝霖先生的考证:黄梨洲的学生万斯同曾赞助王鸿绪修《明史》,所以万斯同有机会见到清政府的机密档案;《东莞县志》的主修人陈伯陶在光绪年间曾为史馆总纂,所以能见到张宸所作的《范文程传》。我在《碧血剑》中写皇太极接见范文程、鲍承先、宁完我,隐含此事。

  [12]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戍,祖大寿疏言:“比因袁崇焕被拿,宣读圣谕,三军放声大哭,臣用好言慰止,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,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,奈讹言日炽,兵心已伤。初三日,夜哨见海子外营火,发兵夜击,本欲拚命一战,期建奇功,以释内外之疑,不料兵忽东奔……”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,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,自动东奔的情形也有极大可能。

  [13]袁崇焕狱中写信、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《剖肝录》。永平即今卢龙县,当时为府治。

  十三

  袁崇焕蒙冤下狱,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。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、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。总兵祖大寿上书,愿削职为民,为皇帝死战尽力,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“罪”。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,到宫外申请,愿意全家入狱,代替袁崇焕出来。崇祯一概不准。

  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,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,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,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,何况这“群英会蒋干中计”的故事,人人皆知。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,太也可羞。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:

  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,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,送信去给清军。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。崇祯命诸大臣会审,不料到第二天辰刻,诸大臣会齐审讯,锦衣卫报称:七名奸细都逃走了。众大臣相顾愕然,心中自然雪亮,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。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,放走这七名“奸细”,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。猜想起来,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,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,但不知如何,部署无法周密,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。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,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。

  对于这件事,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御史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疑。崇祯难以辩驳,只得敷衍他说,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,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,还准备升他的官。崇祯这个答覆,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。[1]

  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、军政,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。职方司郎中(司长)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,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。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,一是“叛逆”,二是“擅主和议”。所谓叛逆,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,去敌所忌。袁崇焕擅杀毛文龙,手续上未必完全正确,可是毛死之后,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,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,杀得好,就算当真杀错,责任也是在皇帝了,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。[2]

  嘉靖年间,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:在徐阶的主持下,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、严世蕃父子。他父子入狱后,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,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,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,但如说我害死沈炼、杨继盛,我父子就难逃一死。三法司听到了,果然中计,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。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,说道:“这道奏章一上去,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。”三法司忙问原因。徐阶解释理由:杀沈杨二人,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,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,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。皇上怎肯认错?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,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。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,于是胡乱加了一个“私通倭寇”的罪名,就此杀了严世蕃。

  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,竟完全不顾。

  至于“擅主和议”,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,并非“擅缔和约”。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,崇祯如果认为他“擅主和议”是过失,当时就应加以惩处,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,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,又赐给他蟒袍、玉带和银币。又升又赏,“擅主和议”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。

  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,为袁崇焕呼冤,愿以身代。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,极力安抚祖大寿,劝他立功,同时上书崇祯,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“过”。崇祯不予理睬。

  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,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。这样的事,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,也足以轰传天下。

  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,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,到后来终于见到了,他对袁钦佩已极,便投在袁部下办事,拜袁为老师。袁被捕后,程本直上书皇帝,列举种种事实,为袁崇焕辩白,请求释放,让他带兵卫国。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,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。[3]崇祯大怒,将他下狱,后来终于将他杀了,完成他的志愿。

  大学士韩爌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,是袁名义上的老师,因此而被迫辞职。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,因而削职下狱。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,因此而罢官充军。

  当时朝臣之中,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,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,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。

  温体仁是浙江乌程(湖州)人,在《明史》中列于“奸臣传”。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,一心要为毛报仇。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,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,又曾在辽东共事。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,得罪过他。他心中记恨,既想报仇,又妒忌同年袁崇焕升官太快,又要讨好皇帝。

  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,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,清兵攻到,焚烧劫掠,众太监损失很大,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。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,每年饷金数十万,其中一大部份根本不运出北京,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和当朝有权官员。毛文龙一死,众太监与权臣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。

  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、袁弘勋、史(上范下土)等人,也主张杀袁崇焕,他们却另有私心。当袁崇焕下狱之时,首辅是钱龙锡,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,但一向对袁很支持。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。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“逆案”,高捷、史(上范下土)等案中有名,只不过罪名不重,还是有官做。钱龙锡是办理“逆案”的主要人物之一。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“新逆案”,把钱龙锡攀进在内。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,钱并不反对,只劝他慎重处理。“新逆案”一成,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,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。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,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,定了死罪,后来减为充军。

  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,军纪不佳,在城外扰民(因为城头开炮,不知是故意还是技术不佳,打死了不少满桂的官兵),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,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。

  个人的私怨、妒忌、党派冲突、谣言,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,最令人感到痛心的,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。谢尚政是广东东莞人,武举,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、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,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“死士”,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。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。袁杀毛文龙,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。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要杀袁没什么充分理由,便授意谢尚政诬告,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。谢尚政利欲熏心,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