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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5章 袁崇焕评传(14)

书名:碧血剑(下卷)(新修版)| 作者:金庸| 本书类别:武侠仙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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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,主张立刻攻城。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,不肯攻城,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。

  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,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。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,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,明军胜少败多。在京城外决战,在明方是太过冒险,万一(其实不是万一,而是极有可能)袁军溃败,甚至全军覆没,北京立刻失陷,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。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,作为赌注。但多过得一天,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。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: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,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,焚烧清兵粮草,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,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,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。简单说来,就是“坚壁清野”。

  在任何地方打仗,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。在京城抗敌,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。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。

  时间一久,清军身在险地,军心必然动摇,困在北京郊外,进是进不得,退又退不了,变成了瓮中之鳖。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,只待援军云集,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。两军交战,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。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,但眼见必胜,兵将都想立功,自然不会一触即溃。三个月、四个月的打下来,清军非覆没不可。

  在这其间,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、沈阳。清兵倾巢而出,本部全然空虚。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。取得辽沈后,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,清兵那里还有斗志?

  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。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,立刻就会全军急退,冲出长城,如果退得早,退得快,明军尚未合围,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。但西路沿途追击,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,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,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。

  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。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: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;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,我以逸待劳;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,应当持重不战,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,便乘机进击。[9]这些求之不得的各种良机,突然之间全部出现了。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,以他的大才,当然能善于利用,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,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。

  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。苏军一面扼守坚城,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,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。经此役后,德军就此一蹶不振。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,基本原则也不过是“守坚城,抄后路,聚歼之”九字而已。

  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、毫无韧力的青年,那时还没满十九岁,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,登时便不耐烦起来,不住的催他出战。袁崇焕一再说,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,现在只有九千骑兵,和敌兵十余万决战,全无胜算。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:“你不肯出战,到底是什么居心?想篡位么?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?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,到底有什么密谋?你为什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?”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,敌军兵临城下,又惊又怕之际,想像力定然十分丰富。

  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,另有侯世禄部一军,两路部队人数不多,战斗力也不强,如派去和清兵交锋,一战即溃,反而沮乱全军军心,影响京师城防。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,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,如果给清兵攻占,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,此事非同小可。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,以作蓟州的后应,目的是牵制清军,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。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“京营”,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,精锐之极,可是这时久未训练,早已无用,[10]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。

  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,更加忧虑重重。总之,他见清兵来攻,已吓得魂飞魄散,只盼望所有援兵的一兵一卒,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。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。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,所发生的作用,通常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。

  清兵于十一月廿七日退到南海子,溃败之后,心中不忿,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。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和皇帝是一样的,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,大家听信了谣言,说袁崇焕不肯出战,别有用心。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,目的在“胁和”,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。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,骂他们是“汉奸兵”。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。

  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,实在是很可怕的,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。第一次宁远大战,清兵猛攻,眼见城破在即,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,清兵退后,便即大哭拜谢。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,合群的动物(如老鼠)在遇到危难时,往往会撕杀同类,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。

  就在这时候,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,一个叫杨春,一个叫王成德。皇太极心生一计,派了副将高鸿中、参将鲍承先、宁完我、巴克什、达海等人监守。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,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?其中当然有计。高、鲍、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。到得晚上,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,大声“耳语”,互相说道:“这次撤兵,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,那是皇上的妙计。你不见到么?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,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,参见皇上,商量了好久,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。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,大事不久就可成功。”

  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,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十一月三十日,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,让杨春逃回北京。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。[11]

  第二天,十二月初一,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宫,见面后不问军情,却责问袁崇焕为何擅杀毛文龙,问不了几句,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,囚入御牢。其实在六月十六日的圣旨中,崇祯早已说毛文龙罪大,杀他“杀得好!”“不必引罪。”此时却忽然“秋后算帐”,真是莫名其妙。

  祖大寿眼见之下,吓得手足无措,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,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。

  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,说袁崇焕谋叛,只罪一人,与众将士无涉。众兵将在城下大哭。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,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。[12]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,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,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“汉奸兵”,当然也就掉头而回。

  中国历史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,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,却是第一次发生。

  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,不理北京的防务,这一下可急起来了,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,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。袁崇焕心中不服,不肯写,说道:“皇上如有诏书,要我写信,我当然奉旨。再说,我本来是督师,祖大寿听我命令。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,就算写了信,祖大寿也不会重视。”但崇祯不肯低头,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,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。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:“你的忠心和大功,天下皆知。君要臣死,不得不死,终须以国家为重。”袁崇焕想到了“以国家为重”五字,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,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,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。

  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,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。追到军前,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,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,已把崇祯当敌人了。送信的人大叫:“我奉袁督师之命,送信来给祖总兵,不是朝廷的追兵。”祖大寿骑在马上,等他过来。使者递过信去。祖大寿读了信后,下马捧信大哭,一军都大哭。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,他母亲又很勇敢,儿子行军打仗,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。这时她劝儿子说:“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,咱们才反出关来,谢天谢地,原来督师并没有死。你打几个胜仗,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师,皇上就会答允。现今这样反了出去,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。”

  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,当即回师入关,和清兵接战,收复了永平、遵化一带。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。[13]

  祖大寿的母亲,这位八十多岁老太太很勇敢,有传统的忠心,说得好,她是忠勇兼全,但失于“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”,说得不好,是老胡涂了,以妇人之见,误了大事,只求儿子不失忠孝之名,却未考虑到袁崇焕的安危和国家大事。在当时处境下,崇祯唯一害怕的是清兵攻入北京,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关辽部队。祖大寿接到信后,对母亲的话必须当作耳边风,回奏皇帝:

  “启奏皇上:臣所统带兵将得知督师袁崇焕入狱未释,听臣宣读督师信函后,均言以督师此时处境,只须一狱吏以拷打、火烙等酷刑,即可迫使督师书写此信,众人不信此为督师真意,决不奉命。若督师亲临军中指挥,则不仅臣所率数万兵马立即回师,而督师属下未曾南下之数万大军,亦即星夜赶来京师,共报皇恩,出死力保社稷于万全,为皇上粉身碎骨。否则众军心寒,旦夕间一哄而散,关辽锦宁京津宣遵,防守俱溃,臣祖大寿纵自刎军前,以死报君,亦无济于事矣,至袁崇焕罪行轻重,尽可于退敌之后再行查究,请圣意卓裁”云云。

  以此要挟,或有可能迫使崇祯及众大臣释放袁崇焕,由他率兵抗敌。崇祯及朝中众大臣是卑鄙而胆怯之小人,便须以对付小人之道对付之。等到敌兵既去,威胁解除,只有真正君子才会感恩而释放袁崇焕。但须知崇祯决非君子!

  乘对方心有所惧、有求于我之时提出条件,对方迫于形势才有可能接受。好比绑架了对方亲人,对方怕撕票,就有可能付赎金;好比骑劫飞机,当局怕杀害人质、炸毁飞机,才有可能接受劫机者的要求。祖老太太的主张,等于是绑架者先放归绑架之人,再请求对方看在我们善待你亲人的份上,如数支付赎金;又如劫机者先尽释机上人质,再离开飞机,然后要求当局看在劫机者并未杀害人质、并未炸毁飞机的份上,答允各种条件。祖老太太固然蠢,祖大寿也同样蠢,无怪他后来不降又降,举棋不定,优柔寡断。

  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,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,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。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,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。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,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,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。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,武经略是满桂。

  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,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,皇太极大喜,立即自良乡回军,至芦沟桥,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,迫近北京永定门。

  申甫的所谓“车营”,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。申甫本来是个和尚,异想天开的“发明”了许多新式武器,包括独轮火车、兽车、木制西式枪炮等等,自吹效力宏大。崇祯信以为真,立即升他为副总兵,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,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。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,认为决不可用,崇祯不听。皇太极回师攻来时,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,一触即溃,木制大炮自行爆炸,和尚发明家阵亡。

  满桂身经百战,深知应当持重,不可冒险求战,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,若不出战,势必与袁崇焕一样,无可奈何之下,只得与总兵孙祖寿、麻登云、黑云龙等集骑兵、步兵四万列阵。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,拿了明军旗帜,黎明时分突然攻近。明军不分友敌,登时大乱,满桂、孙祖寿都战死,黑云龙、麻登云被擒。京师大震。

  这时祖大寿、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,又还兵来救。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,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,于是并不进攻北京,写了两封议和的信,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,取道冷口而还辽东。

  皇太极匆忙退兵时,给明朝另一名将孙承宗抄后路,克复了清军退路上的永平、迁安、滦州、遵化四城,马世龙、祖大寿等率兵攻来,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兵败。皇太极既惊且怒,乘机追究阿敏的败阵,革了他的贝勒头衔,监禁至死,除了一个重要政敌。皇太极觉得崇祯既杀袁崇焕,又有了议和的机会,于是致书崇祯:

  “迩者师旅频兴,互相诛戮,生民罹祸实甚。上天好生之德,我两国当共体之。即我两国之主,以战争之故,不遑暇逸,亦非所以自安也。言念及此,欲盟诸天地,共结和好,永息干戈,使一国子孙臣庶,奕世获享太平。不然,战争何时止息?两国何由得臻治安耶?故遣使致书议和,惟熟计而明示之。”

  又致锦州的守军统帅:

  “……今我两国之事,惟和与战,别无他计。和则尔国速受其福,战则尔国被祸,何时可已?尔锦州官员,其传语众官,共相商榷,启迪尔主,急定和议可也。”

  清军攻至北京城下,无功而返,皇太极知道这次全军而退,实在侥幸,久战不利,又谋议和,崇祯仍是一贯的傲慢自大,置之不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