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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2章 袁崇焕评传(1)

书名:碧血剑(下卷)(新修版)| 作者:金庸| 本书类别:武侠仙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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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,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。最重要的当然是出生于广东中山县(原名香山)的孙中山先生。另一位是出生于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。[1]

  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、所作的诗句、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,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、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。袁崇焕真像是一位古希腊的悲剧英雄,他有巨大的勇气,和敌人作战的勇气,道德上的勇气。他冲天的干劲,执拗的蛮劲,刚烈的狠劲,在当时猥琐委靡的明末朝廷中,加倍的显得突出。

  袁崇焕,字元素,号自如。“焕”,是火光,是明亮显赫、光采辉煌;“素”是直率的质朴,是自然的本性;“自如”,是不受羁绊,任意所之。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,我行我素的性格,挥洒自如的作风,的确是人如其名。这样的性格,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。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,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。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,而是时势。虽然,时势也就是命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,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,但每一场战斗,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。

  希腊史诗《伊里亚特》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,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,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不及对方的份量,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,感到非常难过,“那不公平!那不公平!”过了许多岁月,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、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,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。

  历史家评论袁崇焕,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、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、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。近十多年来,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,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,因此对历史、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,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,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。

  整体说来,清朝比明朝好得多。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,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,我觉得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,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,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。对于满族人入主中国一事,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。所以袁崇焕的功业,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采。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。正如当年春秋战国时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,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,但孔子、介子推、蔺相如、廉颇、屈原、信陵君、荆轲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,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。

  《碧血剑》中的袁承志,在性格上只是个平凡人物。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和大才,奋战一场而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,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。

  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,大才豪气,笼盖当世,即使他的缺点,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。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,有更多的英雄气概。

  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、精刚无俦的宝剑。当清和升平的时日,悬在壁上,不免会中夜自啸,跃出剑匣。在天昏地暗的乱世,则屠龙杀虎之后,终于寸寸断折。

  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,任何人都是不幸的。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,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:崇祯、清太祖努尔哈赤、清太宗皇太极(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,那么是惟一的例外)、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、朝鲜国王李佑,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(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,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,命运没太大分别,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,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,例如秦桧),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,领不到粮饷的兵卒,生命朝不保夕的“流寇”,饥饿流离的百姓,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:杨涟、熊廷弼、孙承宗、李自成、史可法、袁崇焕。

  在那个时代中,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像的苦难。在山东的大饥荒中,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,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。那是小人物的悲剧,他们心中的悲痛,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。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,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,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。英雄的尊严与伟烈,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,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。

  [1]袁崇焕的籍贯,像中国许多名人一样,后人有很多争论,好像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要争诸葛亮是他们那地方的人。据杨宝霖先生根据多种资料考证,以及阎崇年先生亲身前往广东、广西两地调查研究,比较可靠的结论是: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水南村,他也自称是东莞人。他的祖父袁西堂是商人,于明嘉靖初年自东莞来到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乡,见当地山水清佳,便定居于该地,妻子何氏,生子袁子朋(或作子鹏)。子朋生三子,长子崇焕、次崇灿(另说崇灿是长兄,崇焕为次子)、三子崇煜,有六名孙子,都是“兆”字辈,十一世孙才是“承”字辈,有袁承芳、承杨、承枢、承柏、承洪、承济等人。据阎崇年先生考据,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(一五八四)四月廿八日(阳历六月六日)。他家所在地白马乡(原名莲塘村)邻近平南县,所以广西平南县志也有说他是平南人的。他是广西藤县人还是平南人仍有争执,因文献记载中两种说法都有。他于万历四十七年(一六一九)考中进士,“万历己未科进士题名记:第三甲第四十名,袁崇焕,广西藤县。”考进士时报的籍贯是广西藤县。(以上资料见阎崇年、俞三东编《袁崇焕资料集录》,广西民族出版社)

  一

  这个不幸的时代,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。

  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,是三卷注释本。[1]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,第一卷的柱子,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,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,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。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,如何一步步的发展。

  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。

  明朝的覆灭,开始于神宗。[2]

  神宗年号万历,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,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。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,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。他死时五十八岁,本来并不算老,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,成祖六十五岁,世宗六十岁。可是神宗未老先衰,后来大概更抽上了鸦片。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,却毒害了他的精神。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,但匪夷所思的懒惰,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。

  然而万历初年,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。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,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: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,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。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,精巧雅致,洵为罕见的杰作。因为万历最初十年,张居正当国,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。

  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,一切听母亲的话。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,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,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,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。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,张居正是大学士,名义是首辅,实际权力等于是宰相。

  从万历元年到十年,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、戚继光、王崇古,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,只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。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,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。沿海长期侵骚的倭寇给戚继光等名将打退,江南平靖富庶。国家富强,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,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。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。清丈全国田亩面积,使得税收公平,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份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赋税。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,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,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,免税三年。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,严厉惩办贪污。

  在那时候,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、最富强的大国。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,无不欣慕向往。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、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,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,[3]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。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。要在六年之后,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;再过三十八年,英国的清教徒才乘“五月花号”到达美洲;再过六十一年,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。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,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。八十三年后,伦敦由于太污秽、太不卫生,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。在万历初年,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、苏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,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。

  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,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。在十五世纪时,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。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,农田加辟,米产大增,尤其是广东一带。因为推广种植水稻,水田中大量养鱼,疟蚊大减,[4]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,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。

  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,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,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、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。专制政治制度对国家、人民、社会的大害,在明朝末年表现得最明显。

  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,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。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,将他家产充公,家属充军,将他长子逼得自杀。

  神宗是相当聪明的,而且喜欢读书。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,隋炀帝、宋徽宗、李后主,都是文采斐然。明神宗的聪明之上,所附加的不是文采,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,不可思议的贪婪。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,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,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,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,中国历史上不乏“主昏于上,政清于下”的先例。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,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,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。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,相信也必绝后。

  做了皇帝,要什么有什么,神宗不喜爱女色,不任用外戚,不迷信宗教,不妄求长生;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;也不穷兵黩武,好大喜功;他并不异想天开,荒唐胡闹;并不大兴土木,构筑宫室,奢侈浪费;并不信用宦官,任由弄权。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缺点,他倒没有。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。如果他不是皇帝,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,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。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,有的胡闹荒唐,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。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,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。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。[5]

  皇帝贪钱,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。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,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,称为“内库”。他加紧征收商税,那是本来有的,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,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。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
  大批没有受过教育、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,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,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。只要“矿税使”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,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。这些太监无恶不作,随带大批流氓恶棍,到处敲诈勒索,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、住宅、商店、作坊、田地,说地下有矿藏,要交矿税。[6]结果天下骚动,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。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,自然就强横不法,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。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、商税,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,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,打死指挥,诬陷总兵官犯法。神宗很懒,什么奏章都不理会,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,御用税监呈报上来,他立刻批准。

  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。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,全年岁入是白银四百万两左右,[7]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,称为“金花银”,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。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,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。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,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,又比这数字大得多。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,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、太监克扣十分之二、随从瓜分十分之三、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。

  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惰。

  鸦片烟这种麻醉品,对中国最大的危害,自明神宗开始。鸦片之毒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与意志力,它首先破坏的,正是中国的神经中枢—皇帝的神经中枢。

  在神宗二十八岁那年,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:一年之间,臣只见到天颜两次,偶然提出一些建议,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,皇上完全不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