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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8章 袁崇焕评传(17)

书名:碧血剑(下卷)(新修版)| 作者:金庸| 本书类别:武侠仙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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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[11]程本直〈漩声〉中引袁崇焕的话说:“予何人哉?十年以来,父母不得以为子,妻孥不得以为夫,手足不得以为兄弟,交游不得以为朋友,予何人哉?直谓之曰:‘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’可也。”

  十四

  袁崇焕死后,他的冤枉渐渐为世人所知,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认为,当时传布通敌谣言的,主要是崇祯身边有权有势的太监。直至清朝修《明史》,根据《太宗实录》中的记载,才在〈袁崇焕传〉中照实记载皇太极设计使间。此后悼念和凭吊袁督师的诗文甚多,尤其是广东人,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等。一九五二年,叶恭绰(广东番禺人)和柳亚子、李济深、章士钊等四人联名致书毛泽东主席,要求保全并修葺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。毛氏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覆书叶恭绰,其中说:“……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,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,已告彭真市长,如无大碍,应予保存。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。”(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第四三三—四三四页)可见新时代的中国当局对他仍有正面评价。参加重修袁墓袁祠的,除上述四人外,还有蒋光鼐、蔡廷锴等广东籍的著名军人。

  袁崇焕的内心世界,只能从他的诗作中约略可以见到。他妻子姓黄,袁的遗诗中有〈寄内〉一首,是写来寄给妻子的:“离多会少为功名,患难思量悔恨生。室有菜妻呼负负,家无担石累卿卿。当时自矢风云志,今日方深儿女情。作妇更加供子职,死难塞责莫轻生。”他自己在外抗敌作战,奉养老母的责任只好请妻子负起了。何寿谦《乡先正袁崇焕督师事略》记,袁被磔死后,“妻黄氏投江死,尸流至赤水峡,乡人哀而葬之。《镡津考古录》为立烈妇传。”兄弟妻子充军三千里,恰好充军到袁崇焕做过知县的福建省邵武县,袁为官清廉,邑人纪念他的功绩,善待他的遗属,袁钰有一首诗说这件事:“家徒四壁久萧然,骨肉流离旧治迁。身后尚收廉吏报,邑中共说大夫贤。曾为上将惟知死,本是文官不爱钱。白发高堂年八十,留居破屋割三椽。”袁崇焕曾有〈忆母〉诗一首:“梦绕高堂最可哀,牵衣曾嘱早归来。母年已老家何有,国法难容子不才。负米当时原可乐,读书今日反为灾。思亲想及黄泉见,泪血纷纷洒不开。”

  袁崇焕中进士的主考官韩爌,是东林党的有名人物,袁崇焕在天启年间被魏忠贤逼迫而落职,韩爌很伤心,因而流泪。袁崇焕大为感动,赋诗一首,〈闻韩夫子因焕落职泣赋〉:“整顿朝端志未灰,门墙累及寸心摧。科名到手同危事,师弟传衣作祸胎。得附青云能不朽,翻令白眼漫想猜。此身早晚知为醢,莫覆中庭哭过哀。”“醢”是斩为肉酱,汉高祖杀大功臣,往往将其醢为肉酱,赐给其他功臣以威吓。袁崇焕自料个性鲠直,迟早会给皇帝醢了,劝老师韩爌将来不要把我的肉酱倒在中庭而伤心。不料此诗竟然成谶。他也常常想到“功成身死”的问题,认为只要存心清白,不必学张良那样明哲保身,功成身退,从赤松子游。袁崇焕认为韩信不听蒯通的劝告,不起兵造反是对的,虽给吕雉(高祖后吕后)用计杀了,但一死成名,是正确的下场。遗诗〈韩淮阴侯庙〉:“一饭君知报,高风振俗耳。如何解报恩,祸为受恩始。丈夫亦何为?功成身可死。陵谷有变易,遑向赤松子。所贵清白心,背面早熟揣。若听蒯通言,身名已为累。一死成君名,不必怨吕雉。”

  古时,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逝世,往往有神话传说附在他的身上。《东莞县志》记载了一则传说:东莞水南修三界庙,袁崇焕曾为撰碑文,县志中说:“相传袁崇焕为三界神托生,儿时患背疮久不愈,会修庙,神像背为漏痕滴破,葺补之,疮遂痊。及死柴市时,其夜司祝闻神言,谓:‘辛苦数十年,乃今得休息矣!’怪之,后得崇焕死信,众咸惊异,当时祀于三界庙后。”

  袁崇焕枉死,天下冤之,千百首悼诗,我以为都不及那位三界神所说“辛苦数十年,乃今得休息矣!”一语感人之深。想像袁崇焕数十年中边关拚命,抛妻别母,生死以之,自期“功成身可死”,直到真的给皇帝杀了,才得休息,真不禁热泪盈眶矣。

  十五

  崇祯所以杀袁崇焕,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。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,可说他只是愚蠢。《三国演义》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,听信蒋干的密报,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,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,曹操登时就省悟了,自言自语:“我中计了!”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。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,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,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。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,要他再去守辽,因此有“守辽非蛮子不可”的话,从宫中传到外朝来。[1]既然有这样的话,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。他称袁崇焕为“蛮子”,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,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。

  然而为什么终于杀了他?显然,崇祯不肯认错,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。杀袁崇焕,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,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。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!

  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?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,威胁北京,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,在此以前,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。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。在此以前,他不是不忍杀,而是不敢杀。他对袁崇焕又佩服、又害怕,内心有极强的自卑感。杀袁崇焕,是自卑感作祟。

  当满清大军兵临北京城下,辫子兵烧杀掳掠的消息不断传入耳中,崇祯心中充满了惊恐,就像吓坏了的困鼠撕杀同类一样,只听到一个毫不足信的谣言,便下令将袁崇焕投入狱中。他怕这个人的英悍之气,怕他的蛮劲和战斗精神,怕他在手握兵权之际抢了自己的皇位,南宋时高宗赵构杀岳飞,这种心理也有作用;他的祖宗朱元璋杀大将李文忠、冯胜、傅友德、朱亮祖、蓝玉,是怕自己死后这些大将抢儿孙的皇位。只不过比之朱元璋与赵构,崇祯更加年轻,更加缺乏才能、智慧、经验、知识,更加暴躁多疑。他如果放了袁崇焕出狱,命他带兵抗清守城,只证明自己的愚蠢和懦怯。越是愚蠢懦怯的人,越是不肯承认。认错改过,需要智慧,需要勇气,他所没有的,正是这些品德。

  崇祯在位十七年,换了五十个大学士(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),十四个兵部尚书(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,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)。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,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,杀死巡抚十一人、逼死一人。十四个兵部尚书中,王洽下狱死,张凤翼、梁廷栋服毒死,杨嗣昌自缢死,陈新甲斩首,傅宗龙、张国维革职下狱,王在晋、熊明遇革职查办。可见处死大臣,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。这些兵部尚书中,有些昏愦胡涂,有些却也忠耿干练,例如傅宗龙,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,崇祯就大为生气,责备他道:“你是兵部尚书,只须管军事好了,这些陈腔滥调,说它干什么?”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,关了两年。

  崇祯传下来的笔迹,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,以及“九思”两个大字。“九思”出于《论语》。孔子说:君子有九种考虑:看的时候,考虑看明白了没有;听的时候,考虑听清楚了没有;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?态度庄重么?说话诚恳老实么?工作严肃认真么?遇到疑难,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;要发怒了,考虑有没有后患;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,考虑是不是该得。这就是所谓“九思”。[2]此人大书“九思”,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。倒是在死后,得了个“思宗”的谥法,总算有了一思。

  崇祯既大书“九思”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这种儒家典籍当然是熟悉的。袁崇焕考中进士,四书五经非熟读不可。当袁崇焕从锦宁前线率师回援北京之时,我真希望他的幕僚或朋友能抄一段孟子的话给他看。《孟子·离娄》:“孟子告齐宣王曰: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雠。”袁崇焕援军抵达北京城下,崇祯不体恤兵将远来劳苦,反而对之疑忌,不准进城休息,早已“视臣如土芥”了,袁部即使不视他为寇雠,也大可不必再为保卫他而拚命血战。

  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,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。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,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,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,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。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,知道这出戏叫作“明末遗恨”。哥哥对我说,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。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。

  一九五○年春天,我到北京,香港《大公报》的前辈同事李纯青先生曾带我去崇祯吊死的煤山观光怀旧,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,在北京春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,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,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,尽管这人卑鄙狠毒,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。

  他孤独得很,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,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。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,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,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,君臣相对而泣,束手无策。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“文臣个个可杀”六个字,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,当即抹去。他在自杀之前,用血写了一道诏书,留在宫中,对李自成说,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,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,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。[3]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,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。

  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,依恋乳娘,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,精神上倒很平安。崇祯却只是烦躁、忧虑、疑惑、彷徨,做十七年皇帝,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。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,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。

  皇帝是不能辞职的!

  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,他连魏忠贤都没有。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,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,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,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,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。他没有真正的爱好。他不好女色,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,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。

  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,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,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,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。由于他的自杀,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。只因他不好酒色,勤于政事,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。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,只不过受到欺蒙,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。[4]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,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(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?)。只因他说过“朕非亡国之君,诸臣皆亡国之臣”,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,责任是在群臣身上。其实他说这样的话,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。他拥有绝对的权力,却将中兴之臣、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、罢的罢,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,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。